说名道姓：十八、姓名贵贱论

　　十八 《百家姓》是按贵贱排列的吗——姓名贵贱论

　　若说姓名也有贵贱之分，恐怕不少人要嗤之以鼻 ，但事实毕竟不会屈于偏见 。姓氏与人名的贵贱之分不仅确实存在，而且源源流长。畸形的封建社会定然有其畸形的产儿，以贵贱论姓名只不过是封建宗法门阀制度的雕虫小技。

　　姓名贵贱论分名和姓两条来叙述 ，这里先讲讲姓氏的贵贱渊源 。

　　南宋史学家郑樵有《通志·氏族略》云：“三代之前，姓氏分而为二，男子称氏 ，女子称姓。氏所以别贵贱，贵者有氏，贱者有名无氏，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。古之诸侯 ，诅辞多曰：坠命之氏 。陪其国家以明亡氏，则与夺爵失国同，可知其贱也。”

　　这段话明白地告诉后人姓氏形成之初 ，其主要目的就是“明贵贱 ”和“别婚姻”，上古三代“贵者有氏”，只有贵族才有姓氏 ，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拥有，奴隶就更不用说了。有姓氏的贵族，掌有朝政大权 ，当时被称为“百姓 ”，所以那时“百姓”一词，是对有爵禄官职的人的泛称 ，指百官，与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。即使“百姓”之族，到了周朝也开始有贵贱之分 。百姓中最尊贵的一姓为王族姬姓。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，政治权力最大 ，姜 、姒、子等姓次之，以后便是掌管手工业技术、治理工程的低级“百姓 ”。

　　周朝后期，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波动 ，姓氏得以从少数人手上分离出来，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物 。许多人慢慢认识到，姓氏只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代表自身与家族的符号 ，组成姓氏的字不过是单字词，根本不与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和含义发生任何联系。

　　但是，正如俗语所示：百足之虫 ，僵而不死。以“明贵贱”为由产生的姓氏，在封建社会这个“等级制度”的温床里不可能睡个安稳觉，就在它刚刚合眼不足百年时 ，两汉的刘姓皇族就把它从热被窝里搅醒，堂而皇之地把它扶上史辇加以开发利用 。他们依“因生以赐姓”旧律，引经据典来论证刘氏的高贵血统和特殊出生，其根据是：《左传》载帝尧唐陶氏之后 、晋国大夫士会曾一度出奔秦国 ，其家族亦居于秦，后士会归晋，留在秦国的家族就改称为“刘氏 ” ，因而刘氏乃帝尧后裔，其血统决定他是要称王称帝的。为了推广他们的“姓氏贵贱说”，刘汉王朝开始将自己的刘姓赐给有功于朝的文臣武卫 ，让他们与自己一同享受“国姓爷”的伏特;凡刘姓全家皆免其徭役。

　　刘氏开风气之先，后来者蜂涌而至 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，派人到处放风说：“王氏 ”也出于帝尧 ，坐龙庭非他莫属，如此一打一闹，姓氏的门第贵贱观念深入人心 ，某人一有名气，人们便自发地为其“寻根问祖”，考察其为某某名门贵族后代。东汉末年，“乱世英雄起四方” ，“织席贩履小儿 ”刘备在政治角逐中成为三鼎之一，于是王朝史官遍查百史，推算出刘玄德乃当今皇帝的长辈 ，尊为皇叔。后来又嫌“皇叔”之名太虚，干脆做了个实实在在的皇帝 。

　　姓氏高低贵贱之别，经两汉的“沉渣浮起”到魏晋南北朝经长足发展 ，臻于登峰造极地步。有唐刘禹锡怀古诗《鸟衣梦》为证：

　　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

　　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　　西晋末年 ，司马睿帝带着大批豪门贵族逃到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，这些有功之臣多是王、谢、袁 、萧四大姓，他们依仗开国之功 ，掠夺权位，为后代开创了高贵的门第 。此后，四大姓执掌南京政权达两百年，《乌衣巷》中的王谢指的是开国之勋王寻与谢安两大家族 ，他们世居南京鸟衣巷，常手执尘尾，高谈阔论儒佛之学 ，吟诗赋词，附庸风雅，享尽荣华富贵。魏晋南北朝时期 ，“王谢 ”二姓就成了望族大姓、高门显贵的代称。

　　两晋以往，北魏时期，定高贵大姓已形成定制 。公元495年 ，孝文帝详定族姓，确立了门阀系列。列鲜卑族穆、陆、贺 、刘、楼、于 、嵇、尉为一等士族，“勋著当世 ，位尽王公”;对汉族则规定：“尚书、领 、护而上者为甲姓，九卿若云伯者为乙姓，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者为丙姓，吏部正员郎为丁姓 ，凡得入者，谓这四姓。”具体说来，茫阳芦氏 ，清河翟氏，荥阳郑氏，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 。据说陇西李氏听说魏孝文帝于汉姓中“定四姓为最尊 ”时 ，急如星火，策马昼夜兼程赶至洛阳讨封，无奈卢、崔 、郑、王四姓已定矣 ，李氏“姓”落孙山。为抚真心，孝文帝又颁令言赵郡李氏、陇西李氏 、博陵崔氏之门第也很高，陇西李氏才悻悻而去 ，时人因而讽刺陇西李氏为“驰李”。

　　陇西李氏缘何要飞奔上京讨封呢?因为那时姓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社会地位、仕宦升迁、婚姻关系等 。许多士族大姓凭其家庭出身，可以“平流进取，坐致公限。”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。 ”如琅琊临沂王氏 ，从汉代到南朝陈代，17世数百人为高官，许多人做到丞相、吏部尚书等职 ，而出身寒门者哪怕你有惊人之才，也只能屈居下位，永世得不了翻身 。为此西晋文人左思在《咏史》中愤笔写道：

　　郁郁涧底松 ，离离山上苗;

　　以彼径寸茎，荫此百尺条。

　　世胄蹑高位，英俊沈下僚;

　　地势使之然 ，由来非一朝。

　　金张籍旧业，七叶珥汉貂;

　　冯公岂不伟，白首不见招。

　　西汉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之后代 ，凭籍祖上荫功竟七世为官，而才翘当代的冯唐由于出身寒门，直至皓发苍颜仍屈居下位，可见姓氏贵贱恶习害人非浅 。

　　对姓氏高低贵贱之分岂止是左思一个不满 ，同朝大臣诸葛恢也是满肚子火。一次他与丞相王导争辩姓氏先后，王导问：“为什么世人不说葛王而说王葛呢?”诸葛恢说：“这好比说驴马，驴在前 ，但驴能胜过马吗?”

　　到了唐朝李世民时，姓氏的等级观念仍未松驰。贞观十二年，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写《氏族志》 ，分上上至下下九等，定姓氏之高下尊卑，高氏以为李世民开明 ，竟斗胆定山东崔姓为第一，皇族居次 。唐太宗知道后怒发冲冠，大加斥责 ，钦定皇族之姓为上之上，第一等;外戚之姓为上之中，第二等;崖 、郑等大姓为上之下，为第三等。于是形成唐代李、崔、卢 、郑、王五大姓 ，五姓七家，自持族望，耻与他人为婚。这种情况在《西厢记》就有反映 。张生一上台就自报家门：“小生姓张 ，名珙，字君瑞，本贯西洛人也 ，先人曾拜礼郭尚书; ”崔莺莺出台便声明自己是博陵崔相国之女，老夫人许婚外家侄子郑恒，郑配崔 ，自然是门当户对，而张君瑞尽管是相当于外交部长高官之后，无奈姓张 ，并非头等望族，所以恋爱路上困难重重，作者在戏中让“有情人终成眷属，”无疑是对姓氏贵贱与门第高低的一次重型炮击。

　　姓氏高低之分 ，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启蒙读物《百家姓》了。此书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儒之手 。赵乃当朝国姓，理所当然地坐了首位;第二位是强弩射潮的吴越王钱缪之尊姓，钱乃吴越国建立者 ，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，于是当了亚军;第三至第八名的，孙李周吴郑王六姓 ，俱是历妃之姓，帝妃一家，同为皇室 ，最高贵的前八名，不许他人染指，此书即是按当时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。

　　姓氏贵贱在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最为明显的表现方式 ，那就是避讳。前文已述，李唐王朝禁止食鲤，朱明王朝禁止食猪，别的姓哪有如此威风?高贵的姓如此显要 ，低贱之于皇上赐给恶人，政敌的虺、蛸 、蝮等姓，如同脸上刺了金印一样 ，其命运之惨则自不待言了 。姓氏的贵贱区分并非国粹，象印度的“种姓”制度与罗马的贵族专姓制，朝鲜的“制姓氏 ”只让史仕宦士族略有之”到颁姓于“八路” ，无不是明证。其详情与我国大同小异，在此不一一细言。

　　人名之贵贱意识远不如姓氏流行广泛，只在一些特权阶层或特别时期斑见于人。当然 ，从广义上来讲，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中，每个人分生于贵贱不同的阶层 ，教养不同，身份有异，文野程度不同，所命的名常常从其本身即能显其贵贱 。如穷苦人家 ，文化程度有限，替子女命名，只好“猪儿、狗儿 ”地排下去;念书人肠中灌过墨水 ，多带希贤、居正 、子房、曲径的一套;至于奴婢们的名字则多是“来福、来喜 、万儿、秋香”之类;王侯将相的命名当然更有讲究，因为名字一旦定下来，天下人都要尊而避讳的。正因为名字本身是贵贱雅俗的标志 ，所以常有些家业中兴者改名以适应新的身份，如贩私盐出身的张九四、九五、九六，一旦造反称王 ，也改名为张士诚 、士德、士信了。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生话在哪一阶层 ，大体都有与之相配的名字 。因此广义之姓名贵贱，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。

　　避讳是姓名贵贱的强证。在旧社会，命名颇多限制，鲁大夫 讲过五法六避 ，国君、圣贤 、外戚和勋臣的名字明显高人一等，神圣不可侵犯，一旦某字词被他们取以为名 ，便成了他们的专利，你低他一等，为尊者讳的压力按住你的脑门 ，与他同名就得改，倘有抵触，必遭罪责 。封建官僚名字如何作威作福 ，可想而知。在封建社会，最尊贵的名字当然是国君、圣贤、外戚和勋臣了。他们的名字往往经过史官绞尽脑汁反复考究而来，用尽人间最贵 、最美的字词 。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辈起名从雍正皇帝胤禛开始 ，分别为胤、弘、永 、绵、奕、载溥 、毓、恒、启、焘 、阅、增、祺。这种字辈名，“只有近支宗族，才能依此命名，其支派稍远者 ，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辈。”又如受汉族人名影响极大的越南，陈朝(1225—1400)帝王世系多以“日 ”字偏旁或火字偏旁之字为名，即“在天为日 ，在地为火”，象陈晃 、陈

　　，陈暄 ，陈旺、陈昊等均是日为偏旁，这些美辞美名一旦被他们选用，别人不仅不能取以为名 ，而且还要在一切书录口语中加以回避，否则，罪不可恕 。笔者在姓名与避讳一章中将有详述。皇族命名不仅选尽之下好辞 ，而且对一些取以为名后剩下的带有王、霸含义的词也禁止平民使用。《容斋随笔》云：“政和中，禁中外不许以老 、天、君、王 、帝、 圣、皇等为名字。”许多名中含有这些字的都强行改名 。所谓“启疆辟疆，王子之名”也，他们吃剩下的 ，你也不得觊觎。

　　如果仅禁几个字倒也罢了，偏偏有些国君有了不正常的业余爱好，象汉王莽就禁止所有的两个字的名字 ，对于低贱无能 、判乱投敌者赏赐二字名以示其罚。王的飞横跋扈也太让人忍耐不住了，后来果然被人推下台来 。不过，二名贱论却没就此罢休 ，竟一直连续了三百多年。便是魏晋以后，单名仍较二名多。

　　地位仅次于皇族名的是溢号和赐名 。“命谥之义，取于尊隆 ”。谥号是便于人们称呼故者用的 ，立谥与否又标明了死者的地位。已故皇上的谥号最尊，官僚臣属的谥号远不可与之相比，但比起没能获谥号者则要显贵得多 ，一般平民百姓绝不可能有此殊荣 。至于赐名，则有褒有贬，褒者受宠无比，贬者则贱若三滥。象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唐玄宗赐为杨国忠 ，沙沱族的朱邪赤心因有功于唐而被赐名为李国昌均是嘉奖式赐名。清雍正皇帝继位后，诏令与他争夺帝位的两个弟弟胤禩、胤瑭(衣旁)分别改名为“阿是那”(满语：狗)和塞思黑(满语：猪)，则是惩贬式赐名 。

　　赐佳名是皇帝的特别恩惠 ，凡经赐名的官僚，那名字等于勋衔，高贵无比 ，人随名贵，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《能改斋语录》有云：“皇祜中 ，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，后唱进士第日，有窃以为名者 ，仁宗怨曰：‘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!’遂令改”。字本来不是严格避讳的，出于御赐，也成了专利品。赐佳名之尊，如此威风;赐恶名之贱 ，则如坠入十八层地狱，百般煎熬却永无出头之日了 。

　　姓名分贵贱，在宋元时期最为猖獗。清人俞曲园曾引蔡氏家谱注曰：“元制庶民无职者 ，不许取名，止以行第，及父母年齿 ，合计为名。 ”如今在绍兴，仍残有旧习 。如夫年二十四，妇年二十二 ，合为四十六，生子即名为四六;夫二十八，妇二十四 ，合为五十四，生子即名五四或名为六九。明代勋臣、升平王常遇春，曾祖名曰四三，祖重五 ，交六六;东瓯王汤和，曾祖名曰五一，祖六一 ，父七一，均以数目为名。

　　宋时里巷细民，亦喜以数目为名 ，但多为十数以内 。如有南陈田夫周三，鄱阳小民隗六，符离人从四。又有山阳渔者尹二、张四 、崔三、郑小五、陈二等 ，张士诚兄第九四 、九五、九六等等。如此测知，宋时同姓名者必定不少 。上层仕族，自己有响当的名号 ，贱民重不重，关他何事呢?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，完全是全心全意为上层服务的呀!

　　姓名的贵贱如今已成旧迹，抚今思昔 ，我们真应该多多珍惜自己名字。否则，面对为此奋斗不息的祖宗，我们怎能不感到问心有愧呢?